1．H市：驳回诉讼请求(政府胜诉) H市所在的中级法院在152个案件的判决意见中指出，H市政府并未参与拆除行为，被诉乡镇和街道的拆除行为虽然存在程序瑕疵，但由于拆除对象本身违法，程序瑕疵不影响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

在哥伦比亚,1991年宪法将裁决确认法律违宪的民众诉讼(Popularklage)的管辖权交由新成立的宪法法院(Tribunal Constitucional),参见A.Brewer-Carias (同上注[153]),S.128,134 ff. [clx] 参见 Garcia Ramirez,Reformas constitucionales sobre el poder judicial,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de Mexico XLIV (1994),237/245;V.Adato Green,Las acciones de inconstitucionalidad en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 1994 y 1996,Liber ad honorem Sergio Garcia Ramirez,Bd.1,1998,S.63/71 ff.;J.Ramon Cossio,La justicia constcional en Mexico,Anuario iberoamericano de justicia constitucional 1997,245.在秘鲁,宪法法院对法律规范的无效确认需要七位法官中至少六位赞成。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法律秩序的典型特征是：除了被官方移植的欧洲法外，本土法律文化仍然全部或者部分的存在。

[lxxix] ——权力分立:自《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年8月23日)对分权原则提出主张以后，这一原则成了民主宪法国家重要的构成要素。[cxxvii]尽管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戴雪的断言——英格兰没有(法国式的)行政法，记载了19世纪末的法律现实，而在当时以法院向公民针对行政措施提供特别救济为形式的行政法实际上是存在的。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是非强制性的并且只能在公布之前提交审查。该组织法的构造与普通法系法官发现法律的习惯法职权相结合，确保了基本权利最大限度的影响范围。[l]宪法惯例是从国家实践中产生的不成文规则，涉及通过法律或者习惯法赋予最高国家机构酌处决定权的方式。

然而，它也像以前的波拿巴宪法一样，没有任何重大的实际意义。然而，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愿望：在混合模式的框架内组合不同的解决方案，主张较少地基于与某个法族(Rechtsfamilie)传统的归属关系，而是更多地基于各自国家问题背景下的具体需求。在学者们看来，类推制度会将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重要权利建立在不稳定的司法擅断之上，与世界主流趋势相违背，这种观点逐渐成为共识，11新刑法对此也予以确认。

［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2011，《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赵晓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邹兵建，2014）换句话说，在贯通刑法与刑事政策时，要以刑法教义学的基本原则来驯化刑事政策中的政治因素。（刘艳红，2011）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认定分解为渐进的三个层次：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政法传统则具体地对待人的阶级地位，尊重的都不是形式上的法律结果，而是法律的实质后果。

而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成了另一种选择。政党、法律和人民的三维关系凭借苏俄式的法学知识得以贯彻执行。

（陈兴良，2010：4-5）本文难以对所有问题做全面的考察，重点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犯罪论体系的变化等问题切入，分析刑法学界对去苏俄化的阐述。杨兴培，2010，《检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前中国的命运境遇——兼论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到来》，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1期。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以追求实质平等为基本特色，正好可以成为中和自由主义法学上述缺陷的平衡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学的知识转型可能不是去苏俄化这个命题，而是更为复杂的代际综合命题，即在多种法学传统之间寻求平衡。

④唐永春：《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消极影响的深层原因——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出发所作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正如我们前文所揭示的，决策者对罪刑法定的肯定是实用主义的，为了打击犯罪不可能完全废除类推制度，所以在拟定修订草案时并未确立罪刑法定原则。高铭暄，2009，《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载《刑法论丛》第3期。马克昌，2009，《简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载《刑法论丛》第3期。

在革命法制中，打击犯罪是刑法的第一要务，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定罪量刑当然不能被形式化的法律条文束缚，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就放纵坏人。为了避免刑事政策直接进入刑法所带来的冲击，有学者借助宪法学中的宏大概念、法律原则来润滑这种贯通，使得跨越李斯特鸿沟成为一场法学内部的对话，以保证刑法的封闭性，实现政治与法律的二分。

［美］汉娜·阿伦特，2011，《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以实质主义的标准来界定犯罪是更为有利于革命任务的，社会危害性成为判断犯罪的关键。

但是这两者都与改革开放后逐渐引入的刑法理念相冲突，无论是类推制度还是活跃的刑事政策，都侵蚀了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帝王条款的根基。也有研究认为，苏联法对中国的影响始于孙中山时期，可参见孙光妍、于逸生：《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施米特敏锐地发现，近代以来，当我们谈论法治时，其实已经接受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法治观，那就是建立在公民自由的预设上的公私对峙和权力分立原则。刑法知识界去政治化的表达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建立在对政治的单面理解上：国家主义的刑法观是政治性的，考虑个人主义的刑法观则是非政治的。从司法实务角度来说，适用三阶层与四要件在结果上的差别仅仅体现在疑难案件中，99％的案件处理结果不会因为我们采取哪种犯罪构成理论而有别，只是在1％的疑难案件中有区别。李秀清，2002a，《新中国婚姻法的成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载《法律科学》第4期。

就另一些案件而言，可能相反。黄源盛，2014，《中国法史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强世功，2009：24）这种看似无所不在的惩罚恰恰造就了最不安全的社会，法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陈兴良，2006a，《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载《政法论坛》第5期。

相比于学术化、规范化的含蓄表达，或许直接表明其自由主义视野更能显示学术上朴素的真诚（王钢，2015），也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双方的争议所在，更能够呈现其背后的宏大背景。⑩陶希晋：《学习刑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5期。

参见许章润：《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载《清华法学》2004年第1期，第63—67页。但是，在刑法学知识转型的命题下，刑法理论要与政治话语划清界限，需要淡化价值判断的意义，以便使刑法学摆脱政治的束缚。其实，1979年《刑法》第七十九条在规定了类推定罪的同时，也吸纳了罪刑法定的某些表述——在没有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时，各级法院需要按照分则明确规定的罪刑来判决。③如龚刃韧将宪法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概括为缺乏法治、缺乏民主、缺乏人权，他认为当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彻底反思苏联模式。

我国刑法也将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的核心标准，所以第十条将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纳入刑事法网的规范之中。（阿雅尼、魏磊杰［编］，2011：124-125）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法治进程，前苏东国家的法学界开始摆脱苏联法学的影响，美国法强势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去苏俄化公开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12学界之所以能在分歧中接受这一尚未定型的理想图景，主要是因为对刑法教义学背后所承载的美好想象深信不疑。（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1950：307）从苏联刑法对犯罪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犯罪的罪状描述并不重要——毕竟是列举不尽的，关键是社会危害性的定性。

魏焕华，1958，《对离婚纠纷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几点认识》，载《人民司法》第12期。（邵六益，2017a）程序主义需要建立在参与主体的一定的知识、物质基础上，在农业、农民、农村占主导的国情下，政法传统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对底层群众的照顾，但这需要有一个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来不断平衡——否则法律必定会偏向于那些更有能力掌握法律话语的社会精英阶层。

（一）罪刑法定的立法与解释 法律是保守的确认性规则，不可能将所有社会现实都考虑进来，真实的生活世界会经常溢出法律的规则之网。（陈兴良，2006a）直到今天，新派刑法学者主张的德日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也没有彻底取代苏联的四要件学说。（三）自由主义的法治理想 自由主义将自由摆在至上位置，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罗克辛，2005：80-84）最新的刑法教义学主要以学习德日刑法学为核心，在教义学化的同时将法院当作维护权利的核心机构。

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在于不断发动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实现最终的实质平等。张文显、于宁，2001，《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载《中国法学》第1期。

苏联刑法学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闭合式的犯罪构成学说，可以更好地实现上述目的，这成为中国刑法学习的模板。本文以刑法学为对象进行分析，发现去苏俄化并未实现去政治化，而是接受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逻辑。

苏俄法学知识代表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政法传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去苏俄化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的关系命题。（张翔，2016）借助宪法对刑法的指导，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权成为宪法和刑法的共同价值，无论是在顶层设计中，还是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严重职务犯罪的终身监禁刑等具体司法适用中，这两项价值都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刑事政策在人权等思潮的过滤下被纳入刑法教义学中。